在我們抱怨命運弄人的時候，其實都是在逃避一個問題：我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把自己弄死的，于是怪了命運。
與歷史上許多末代皇帝不同，崇禎在民間沒有留下什么壞名聲。
崇禎的遺詔版本很多，但基本上都不出三點：無顏面見明代先帝、希望叛軍不傷百姓、諸臣誤我。
連死都想到了百姓。在大多數人心中，崇禎是個好皇帝，最起碼是個好人。他的悲劇，不是他個人造成的，那是環境的悲劇（“諸臣誤我”）、歷史的悲劇（大明氣數已盡，他不能螳臂當車）。清朝大臣張廷玉主編的《明史》大概就是這么點評崇禎帝的，還追譽為莊烈帝，大有惋惜不已的意思。
是的，他自己到死也是這么覺得的。
哪里有皇帝做得像他一樣簡樸？當皇帝衣服還要老婆打補丁，吃飯都是素菜。太監們發明了素菜新做法，色香味俱全，他就開心的不要不要的。
崇禎工作勤奮，真正是夙興夜寐。無他，因為當時的明皇朝，內憂外患已經相當嚴重。而他的勤奮程度，大概只有他的祖宗朱元璋能比得上。
簡直感天動地。如果這個人生在國家清明時期，他一定會成為一個圣君明主。然而真是這樣嗎？崇禎不需要為這一切負責嗎？
歷史告訴我們：不是。
后金進攻遼東，整個大明，當時只有袁崇煥最合適守東北，他可是耗死過努爾哈赤的猛將。可是崇禎硬生生地把袁崇煥千刀萬剮了，為何？
——因為他懷疑武將袁崇煥和后金勾結，遲遲不肯結束戰事。后來百姓也把袁崇煥視為國賊，將他的尸首搶食殆盡。
崇禎生性多疑，但軍事見識不高，胡亂指揮袁崇煥、洪承疇等見慣沙場的老將，結果大明軍隊節節敗退。
到了邊疆死的死，傷的傷，基本無人能打，他就盤算著和后金議和。本來打不過就講和，于國家于百姓都有好處，但崇禎拉不下老臉，只好讓兵部尚書秘密主持。后來消息泄露，朝野震驚，在晚明講究士大夫氣節的氛圍中，面對一片討伐之聲，崇禎死要面子不認錯，最后殺了兵部尚書，讓他背了黑鍋。
他想遷都避避風頭，就像當年南宋一樣，先偏安再圖強。他希望群臣提議南遷，免得自己在百姓心中生出貪生怕死的形象，可是群臣個個都是不怕死的好漢，朝議半天還是死守北京。崇禎優柔寡斷，始終不肯說出自己心內的主張。
他后來有句名言：“朕非亡國之君，諸臣皆亡國之臣。”把責任撇得一干二凈。可是，明明他自己才是做決策的扛把子，所決定的事件件都是亡國之事。
當時大明王朝內憂外患，東北有清兵叩關，各地有群雄造反。崇禎生性多疑，總是擔心有人要造反，但是又沒有真憑實據。
于是整天把邊關將士呼來喝去換防玩。很多時候，前線真打著仗呢，一道圣旨下來要帶兵將領挪地方。也有時候，還沒到上任的地方，崇禎又有了新想法。
崇禎還偏信宦官，在軍隊里安插宦官充當耳目。但是很多宦官不懂打仗，又貪得無厭。折騰得將士離心，有的干脆造了反。李自成就是因為在投軍時候被克扣了軍餉吃不飽飯，一氣之下殺了帶兵的將領，舉起了義旗。
為了解決財政經費，崇禎帝還貿然而粗暴地裁撤了當時龐大的驛站機構，造成大量驛卒失業。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。失業的李自成后來迫于生計投了軍，然后又造了反，在大明的心臟上插了一刀。
也許崇禎帝是個好男人，是個好丈夫，但是真的不算個好皇帝。畢竟，要當個好皇帝不僅需要是個好人，還需要有力挽狂瀾的能力，特別是在明末這種亂世。然而，崇禎并沒有。
講到亡國，南北朝時期沒什么事情比亡國更加常見的了。城頭變換大王旗，恐怕是當時老百姓見得最多的景致。
北魏孝文帝面對的處境，比崇禎好不到哪里去。一不小心，隨便哪一項決策就夠讓他們國破家亡。
可是人家就是牛掰。他想遷都到洛陽去，大臣最初也是死活不肯。
“你說我們原來的首都好好的，你偏要深入到漢人的地盤去干嘛呢？”
大臣們見怎么也說不服皇帝，于是搬出了最后一招：卜卦。
可是孝文帝大手一揮，說：
“猶豫不決的時候才占卜。現在我主意已決，還占什么！”
是的，占卜占天命。但如果自信命運握在自己手中，也就無需外物確證自身了。
孝文帝最終遷都洛陽，一心吸收漢文化，在五代十國那個混亂不堪的時代，愣是掀起了北魏中興的一段小高潮。
崇禎的悲劇，有點像項羽，因為兩者都說過類似的話。而項羽的話是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戰之罪。”
我們有多少人像項羽、崇禎一樣：得到的，自矜于自己的努力；失去了，責怪天意。
《易經》有一句話：“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”這里的“自”不是“從”的意思，而是“自己”的意思。要想一生吉利，不是要祈求天命的幫助，而是要得到自己的幫助。
就像北魏孝文帝。換成一句俗語，這叫“自求多福”。懂得福氣是自己求來的，最起碼不會怨天尤人，患得患失。這就是最大的福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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