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梁曉聲一次在法國，他跟兩個老作家一同坐車到郊區。那天刮著風，不時有雨滴飄落。
前面有一輛旅行車，車上坐著兩個漂亮的法國女孩，不停地從后窗看他們的車。前車車輪碾起的塵土撲向他們的車窗，加上雨滴，車窗被弄得很臟。他們的車想超過，但路很窄。
他問司機：“能超嗎?”司機說：“在這樣的路上超車是不禮貌的。”正說著，前面的車停了下來，下來一位先生，先對后車的司機說了點什么，然后讓自己的車靠邊，讓他們先過。
梁曉聲問司機：“他剛才跟你說什么了?”司機轉述了那位先生的話：“一路上，我們的車始終在前面，這不公平!車上還有我的兩個女兒，我不能讓她們感覺這是理所當然的。”
梁曉聲說，這句話讓他羞愧了好幾天。
這讓我想起澳大利亞的侄兒經歷的另一個故事：
周末，侄兒隨著在澳大利亞土生土長的華人去雪梨周邊海域捕撈魚蝦。每撒下一網，總有收獲，可是每次網拉上來后，那華人總要挑揀一番，將其中的大部分蝦蟹扔回大海。
我侄兒不解：“好不容易打上來，為啥扔回去?”
那華人平靜答道：“在澳大利亞，每個出海捕撈魚蝦的公民都知道，只有符合國家規定尺寸的魚蝦才可以捕撈。”
我侄兒道：“遠在公海，誰也管不著你呀?” 那華人淡淡一笑：“呆久了你就會知道，在澳大利亞，不是什么都要別人來提醒、督促的!”
兩則故事，大致告訴了我們什么是“人文”。
“人文”就是一種植根于內心的素養，以承認約束為前提的自由，一種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善良。它關乎公平、正義，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，就在人和人的關系中。
想想我們有多少時候，不需要別人提醒，就知道檢點自己的行為，就能夠自覺地遵紀守法、恪守做人的本分，盡可能為別人著想、幫助他人?
言及此，我想起了那句名言：“文化可以立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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